阿尔巴尼亚与中国在1949年11月建立了外交关系。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已经开始帮助阿尔巴尼亚，比如援建中学和大学的实验室和粉笔厂等。从1960年开始，阿尔巴尼亚与中国的关系逐渐亲密，正因如此，我才有机会被选派到中国留学。这是我以前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事情。

1961年夏天，我中学毕业了。许多同学都拿到了地拉那大学的通知书，可我一直没有接到任何消息，就在家里帮着干活。好像是9月份的一天傍晚，我弟弟气喘吁吁地跑来，对我说：“哥哥，通知来了，你要去一个特别好的地方读书了，去中国留学！”

我记得，到了北京，我们出海关后，有一些中国朋友来迎接我们，对我们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由于我们不懂中文，接我们的人也不会阿文，所以交流只能用俄语。很快，他们就带我们前往如今西三环的北京外国语大学，那时叫北京外国语学院，第一年就在这里学习中文。

1962年暑假之前，我们结束了在北外的语言培训，被分配到了不同的大学学习专业。我们六七个同学来到了北京大学，我是在化学系，专业是物理化学。我们在北京大学学习了6年，1968年毕业。

北大和北外完全不同，不但学校大，风景也不一样。到了北大后，我得跟中国同学在一起学专业课。老师普通话虽然不错，但是有的地方口音比较重，特别是物理和化学等一些课，我刚开始几乎听不懂。所以，在北大的第一年实际上还得提高中文水平。为此，北大又专门给我们编了一个单独的班，来提高我们的中文水平。我们就一边学专业，一边学汉语，而且难度不断加深。

在北大学习期间，我参加过中国大学的“开门办学”实践活动，时间是1964年。当时，北大和其他大学一样也在进行教育改革，比如说考试时是开卷的。另外，中国学生还时常到农村去，参加一些生产劳动。我多次向留学生办公室提出跟中国同学一起去农村的要求，1964年终于获得批准，我和一名越南留学生到中朝友谊公社去劳动。

1964年，中国还发生了一件使我们非常兴奋的事情，第一次核试验成功。那时候，我感到我们的命运和中国紧紧地连在一起。中国有了核武器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是我们共同的节日。1965年10月1日，我在北京参加了国庆庆祝活动。我们的感觉是阿尔巴尼亚与中国的关系越来越好，两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1969年大学毕业后，我回到阿尔巴尼亚工作。其间有两次到中国进修。1992年6月的一天，当时的外交部部长问我，能不能接受到中国当大使的任务。得知我被任命为驻华大使后，我和家人都特别高兴，特别自豪。虽然有一些担心，但我也有决心，努力完成好这个任务。我相信，只要我尽力正确对待和处理问题，中国人民会支持我的工作。

1992年8月18日，我和太太、儿子乘飞机到达北京。当时，我不仅是驻华大使，同时也兼任驻日本、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五国的大使。其间，我的儿子在中国完成了幼儿园和小学的学习，并进入了北京五十五中读书。如今，他虽然在英国毕业后留在当地工作，但一直没放弃到中国工作的想法，因为他是在中国长大的，对中国有感情。

我的儿子常对我说：“爸爸，有时候我谈及中国问题，有些人会认为我是故意支持中国，实际上我说的就是一些真实的情况。”我告诉他，在谈论这些问题时，如果发生很大的分歧，你要尽量离开这种场合，但不能说不该说的话。你说的就是中国的客观情况，并不是故意要支持中国。要看到中国就是这样发展的，你做的是对的。

（北京大学孔寒冰 整理）

《中国教育报》2019年09月27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