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吴元发(1981- )，男，江西吉安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讲师，教育学博士，主要研究教育哲学。南京 210097

　　内容提要：教育哲学遗忘、排斥甚至抛弃古典研究，是现时代精神浮躁与走向歧路的症候。教育哲学研究古典的必要性来自以下三个方面：对于研究者来说，尊重思想传统与学术脉络，以明确研究志向；在研究内容上，探寻和关怀古典传统的“大问题”，以避免被时代“末流”或时髦之物所误；在研究理念上，守护古典优秀教育传统，以矫正时代精神之偏颇。

　　关 键 词：教育哲学 现代性教育 古典研究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青年课题“德性与规则：西方道德教育的古今之变与古今之争”(项目编号：CEA130142)。

　　教育哲学研究中的“古典”一词，英文为 "classics"。据朱光潜先生考证，这个词源于拉丁文"classici"，最初是指“第一等的有资产的公民”，后来引申为“有价值有地位的作者”[1]391。近代大学产生以后，像牛津、剑桥等大学的古典研究，由专指研究古希腊拉丁文学中的优秀作品，发展为专指研究模范作品。若古典专指第一流的模范作品，则当然不限于古希腊，因为每个时代都有优秀作品产生。此时，“古典”的含义实指“经典”。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思想家代表了智慧的高峰，其作品对人性思考没有任何时代能够超越。若认同这个假设，则可以把西方学术中所说的“古典”界定为，专指古希腊时期的优秀作品。进而可以说，“古典”是指那些研究人的本质并主张灵魂净化[2]，处于人类“轴心”时代的“第一流的作家或作品”，而且它“不分古今中外”[1]392。近代科学产生以后，古典研究受到诸多批评，日益被边缘化。在当今科技力量进一步被自我证成的时代，古典研究更加遭受不公正待遇，遭遇各种先入为主式的冷嘲热讽。然而，古典恰恰是现代的根基。教育哲学只有通过研究古典，还原古典的现代意义，现代人才能深层次地理解现代，才能摆脱日趋低下、狭隘的眼界，从而获得和接续古典所传达的高贵德性。

　　一、“为什么要研究古典”何以成了问题

　　“知今”须“鉴古”。“一个人如果对自己精神上的先辈一无所知，就不能被视为受过教育的人。”[3]这些道理似乎很简单，而“教育哲学为什么要研究古典”，又何以成了一个问题？

　　(一)从“崇古”到“反古”：教育的古今之变

古希腊衰亡之后，罗马人认为古希腊的智慧高峰是不可超越的，因此学习和研究古希腊是最好的办法。这种研究古典的节制而审慎的态度一直保持到中世纪，最终延续到文艺复兴时期。“复兴”其实就是指古典研究的重生。正是这种向古人学习、向古典传统要思路的教育传承，使得高贵的希腊文明教化了整个西方世界。然而，近代自然科学和工商业产生以后，这种崇古观念被打破。与此观念相匹配的现代大学产生后，教育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古今之变。教育开始更多地被理解为提供基本生存技能的国民教育。作为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认为，关于人类精神性探讨的古典学问，“不过是诡辩，除不正确的、暧昧的日常说法外，没有其他根据”，而且这些古典教育只是花架子，“不能对有常识的人的意见起决定性作用”，从而根本无法使人带来金钱上的利益[4]337。因此，斯密认为，把这种让人“得知极少”“只能产出狡智和诡辩”的古典学问与让人“得知极多”“有用”的物理学放在对等的位置，在重视程度上是颠倒的[4]338。因此，他认为应该由“未开化社会”的古典教育，转变为“文明社会”的现代教育。教育上出现了从“信古”“崇古”到“疑古”“反古”的古今之变。

　　(二)“德性”与“欲望”：教育的古今之争

　　斯密不是个案，而是那个时代新观念的代表。面对自然科学的兴起，商业化时代的来临，古典教育所追寻的德性教养因显得无用而遭到贬低，或被认为是少数人的学习内容。这些古典教育所追寻的德性，在文明的商业时代，完全可以通过“利己心”这个追求欲望的商业手段来实现。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说，人们在满足欲望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追求狭小的私人目的时，却“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5]。换言之，古典教育努力想让人性通过攀爬“理性的阶梯”才能达致的德性与高贵，在现代人那里通过日常经济行为就轻而易举地实现了。在这样的新旧观念的纠缠与激荡中，欧洲产生了一场关于教育内容与目标的争论，即17世纪末至18世纪中期，欧洲爆发了持续半个世纪的“古今之争”，产生了“崇古派”和“崇今派”[6]。在法国巴黎，夏尔·佩罗(Charles Perrault)在1688年发表《古人与今人对比》，首先开始向古典宣战。在英国伦敦，威廉·坦普尔(William Temple)在1690年发表了《论古今学问》，对崇今派进行反击。坦普尔的秘书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后来继续为抵抗崇今派而战，先后发表了《木桶的故事》《书籍之战》等寓言体作品。这场运动延续到19世纪的英国大学，其争论的主要焦点是：科学教育与古典教育到底何者更为重要，更为时代所需[7]。近代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也引发了中国的古今之争。在中西的教育古今之争中，崇今派占了上风。

　　然而，这种评判本身是不公正的，因为作为评判者的现代人本身浸淫于现代科学理性之中。对于胸无大志、习惯了张扬欲望和权利的现代人来说，已经部分丧失了对古典理性的评判能力。因此说古今之争“陷入了某种僵局”[8]，也许更加符合事实。古典节制人的欲望，而现代挑拨人的欲望，古今之争背后的实质是德性与欲望之争。也许欲望是“对我们而言第一的事情(what is first for us)”，但是德性却是“依本性而言第一的事件(what is first by nature)”[9]。古典研究的目的在于关切文明传统，守护传统教育的德性品质。只有通过古典研究，进而反思现代学术与教育现状的偏颇，才能意识到古典对于现代人意味着什么。研究古典才能带着古典的乡愁寻找教育的精神故乡，才能引领教育走向高贵与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