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苏智欣，女，博士，加州州立大学中国所终身荣誉所长，教育管理学教授。

　　内容提要：当代中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曾是杜威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师教育学院的学生。他在创建中国师范教育的过程中，大胆地实践了杜威的教育哲学。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把杜威的理论“翻了半个筋斗”，以适应中国当时的社会和教育现状。他将杜威的“教育即生活”转变为“生活即教育”，并将杜威的“学校即社会”转变为“社会即学校”。最后，他成功地将杜威的“做中学”转变为“教、学、做合一”的理论与实践。在这些创新理论的指导下，陶行知在南京的一个小村庄创建了世界知名的晓庄师范学校，并使它成为培养乡村教师的基地和乡村变革的中心：学生们在管理实践中学会管理乡村学校，而整座乡村也变成了一个学习的共同体。迫于“民国政府”的政治压力和军事干预，陶行知在晓庄师范的试验仅持续了三年就结束了，但是他的努力代表了杜威思想在中国师范教育中最透彻和最有创意的应用。初建的晓庄师范被广泛誉为中国师范教育和乡村教育的最佳模式，也是国家发展和重建的一个有效途径。晓庄师范学校于1951年重建，并发展成当今的南京晓庄学院，成为中国师范教育改革的国家实验基地。文章使用了历史研究法和案例研究法比较陶行知和杜威的主要教育思想，梳理陶行知与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国的起伏，回顾和反思在晓庄师范学校初创之年陶行知对杜威理论的创造性应用过程，并考察陶行知和杜威的教育思想在现今的中国教师教育与乡村教育中的影响力。

　　关 键 词：教师教育 乡村教育 陶行知 杜威 晓庄师范 生活教育

　　中图分类号：G40-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11(2018)7-0003-19

　　在1919-1921年间，杜威在他先前的学生，时任中国教育界要人以及知名教育家的邀请之下访问中国，并在11个城市就社会和政治哲学、教育哲学、伦理学以及西方国家现代教育的主要趋势进行了广泛的讲演。虽然在杜威访华之后的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里，他有很多追随者都试图在中国教育的发展实践中应用他的教育思想，但是最有创见的还是陶行知先生。并且，他最成功的杜威实验并不是在大城市的高等师范学校里，而是在一所朴实的乡村学校——南京晓庄师范学校——进行的。

　　陶先生的这一创新实践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教师教育和乡村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得到了全国教育工作者的认可，被誉为“中国现代教育史的伟大开端”(中国陶行知研究会，1985，p.4)。在这场创新实践中，陶行知将杜威的理论创造性地、批判性地应用在中国的师范教育和农村教育中。

　　在本文中，作者将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对比陶行知和杜威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回顾和反思陶行知在晓庄师范学校初创之年如何创造性地应用杜威的理论，并考察杜威的教育思想对现今的中国师范教育是否仍有巨大的影响。

　　调研的最高潮时刻是在笔者参观陶行知纪念馆的时候，发现了一封杜威于1944年6月10日写给陶行知的亲笔信。据笔者所知，这是在中国的陶行知纪念馆和博物馆中收藏的杜威与陶行知通信的唯一手稿。这封信的全文如下：

　　“我亲爱的陶(行知)博士，我很高兴从朱副教授那里得知你的消息。我也很高兴得知你现在身体

健康，而且你在目前的困难情况下还在继续你的教育工作。我感到欣慰的是，美国至少在为你受难的祖国做一点事情。我期待着有一天，我想你也在同样地期待着，我们不仅在军事上，而是在根本上帮助你们建立起民主的社会和民主的教育。这个世界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果民主的目标和方法不能在世界各地都建立起来的话，我担心我们一个国家的民主体制也是不可能长久繁荣的。致以最亲切的问候。您的诚挚的，约翰·杜威(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教授)。”

　　这封信便是这篇论文的原动力。

　　一、陶行知与杜威教育思想之比较

　　陶行知的一生见证了中国人民的苦难深渊和中国的内忧外患。1842年的鸦片战争暴露了封建王朝的腐朽与没落，加剧了社会危机。在世纪之交，“五四运动”爆发，这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国内腐败的全国性学生运动是中国新旧社会的转折点。中国社会在各方面的旧秩序都受到了挑战和破坏。欧洲和美国列强的入侵和不断扩张也给中国带来了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与文化方面的冲击(Su，1995；Teng and Fairbank，1954)。当时，半封建半殖民性质的中国教育体系仅为特权阶层服务，只有不超过1％的中国人有机会接受教育。

　　相比之下，美国在二十世纪之交已经是一个独立、统一的民主国家，免费的公立学校教育已经在全国普及。对杜威和他的美国教育同仁而言，他们的任务是将普通教育推广到日益多元化的群体之中，而陶行知和他的中国同仁的目标却是通过科学与教育拯救中国，将中国变为一个强国。为了寻求教育发展的新模式，中国的教育家们首先将目光转向日本，继而是美国。当一些中国学者从美国学成归国之后，带回了美国的教育理念，并邀请杜威、孟禄与克伯屈等著名美国学者访问中国，开始在中国广泛地宣传美国的教育思想和模式。

　　在杜威的中国追随者中，陶行知是第一位发展出自己的教育理论和实践的人，也是第一位努力将杜威的影响从城市拓展到农村的人。与其他盲目模仿和照搬杜威思想的同仁所不同的是，陶行知非常清楚中国与美国的社会与教育现状的巨大差异。因此他在中国的教育实践中批判性地应用和创造性地发展了杜威的教育思想。他最主要的成就是理解、改造并实施杜威关于教育是社会变革的方式、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以及进步的、以儿童为中心的、基于经验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

　　(一)教育是社会变革的一种方式

　　陶行知和杜威都坚信教育是创建一个好社会和促进社会进步的主导力量。学校不仅可以帮助维持文化传统，也是缔造和创新文化的摇篮。杜威认为教育对于社会生活的重要性，正如营养与生殖对于生理生命的重要性一样。在中国讲学期间，杜威执着地将教育是社会变革的一种方式的理念传达给中国的教育工作者：“社会的再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校。学校是建立新社会的工具，也是改造现有社会不合理状况的工具”(Dewey，1973)。毫不意外的是，杜威的教育能改造社会的思想受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他们热切地希望通过科学与教育的发展来拯救中国。特别是陶行知，他坚信“新教育”对中国社会变革的影响力。他这样论述了教育与建立新共和国的关系：

　　“我们处在一个新的时代——二十世纪，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新的国家。这个新的国家应该是富有强大的共和国。我们如何才能建立这样的国家？当然我们需要优秀的领导人来领导人们，使他们富有和强大，使他们能够和平与和谐地共处。但是即使我们有优秀的领导人，如果人民不知道哪些领导是好的，哪些领导是坏的也没有用。因此我们需要一种为人民的新式教育，能够启迪人民、培养人民、将他们培养成共和国以及新世界公民的教育。”(陶行知，1919，p.7)

　　为了将中国人培养成新共和国的公民，陶行知认识到需要开展一种“民主教育”，包括三项基本任务：(1)为各阶层、各民族的男女老少、穷人富人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2)创造一种理解人性的学习氛围，鼓励学生主动创新；(3)通过民主化的生活来学习民主。陶行知一生致力于发展中国的民主教育，更普遍的说法是“人民教育”。陶行知认识到，当时的中国几乎还是一个文盲国家。因此他发起并参与了大规模针对农村地区贫困老百姓的扫盲运动。他在全国很多地方都建立了与师范学校紧密合作的乡村学校。尽管这种大众教育运动本身并不能拯救中国，但是陶行知的努力为建立人民共和国和启迪民智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