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年来，产教融合已作为热词而被大众熟知，是政府、高校、产业界等各方致力于推进的工作重心之一，国家为此连续出台一系列纲领性文件推进产教融合改革，7月24日中央深改委又审议通过了《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提出深化产教融合，是推动教育优先发展、人才引领发展、产业创新发展的战略性举措。当前，在政府、高校、企业等各方合力推动下，产教融合已初见成效，但在全球科技竞争与中美经贸摩擦的大背景下，产教融合又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和使命。对于产教融合而言，避免陷入概念改革，找到实施路径，脚踏实地地从概念改革走向行动实施，才能完成其被赋予的重大历史使命。

　　产教融合的历史使命在持续演进

　　2015年以来，一系列纲领性文件连续出台，期望通过持续深入推进产教融合改革，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之间的有机融合，解决科技革命、产业变革与高等教育系统之间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并最终推进整个教育体系、人才培养链条和产业体系围绕技术变革而实现创新、融通和共享，转变教育和产业的发展模式，推进产业系统与高等教育系统的系统性变革。

　　在政府、高校、企业等各方合力推动下，产教融合已初见成效。但是，产教融合的内涵与外延以及承载的历史使命在持续演进，在全球科技竞争与中美经贸摩擦的大背景下，产教融合的内涵、外延与使命一再被重新审视，并被赋予新的内容。

　　初期的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的校企合作，协同育人，紧密对接经济带、城市群、产业链布局，解决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滞后于新产业技术变革这一紧迫的现实问题，服务“制造强国”等国家战略等等；当前转型升级到中级阶段的产教融合，是区域产业集群与学科集群融合，打造区域科技创新体系，与区域经济社会同步发展；而到了高级阶段，产教融合应上升为以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为重点的整个教育体系与整个产业系统发展方式的变革，是国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教育改革和人才开发整体制度设计，是国家整个产业系统与整个教育系统融合，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不断演进中，产教融合被赋予多重新的历史使命：既是推动高等教育创新引领大国崛起，确立创新驱动的新产业经济发展方式，又是“人口红利”转向“工程师红利”的新经济发展模式，还是中国主动应对未来全球战略竞争、中美综合国力之争与发挥全球影响力、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基铺路的关键力量。

　　因此，当前产教融合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是推动产教融合从发展理念向制度供给落地，完成从概念改革到概念实现，从校企合作协同育人的初期阶段，进入转型升级、再深化的行动实施阶段，实现其承载的使命。

　　由概念到行动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推动产教融合从概念改革进入转型升级的行动实施阶段，面临诸多现实问题亟待解决：

　　一是推动产教系统性融合的整体机制设计不完善：对产教“两张皮”的问题缺乏整体性、系统性机制设计与应对举措。

　　二是对产教融合形式存在认知误区：在实践中，各方主体对产教融合的认知仍然停留在校企合作协同育人的初级阶段，并据此制定产教融合方案，这样的产教融合局限于点对点的融合，即一个项目对接项目、一个学校对接一个或几个企业、一个学科对接与之关联的行业的这类融合形式，难以统筹建立置于经济带与产业带框架中的产教融合形式，产教融合的实效性有限。

　　三是产教融合项目实施存在一系列实践性困境：人财物落实不到位；产业需求不明确；人才培养、科技研发中的学科导向思维依然占据主导地位；产学研协同契合度不足；产教融合实施内容与达成目标存在落差。

　　四是高校面临巨大的挑战：传统的封闭式办学模式使得高校对产业技术创新的需求不敏感，不知道如何去把握产业界的创新需求；更不知道如何把产业界创新需求转化成推动高校在科技研发、学科体系建设、教育教学、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改革的内容与动力。

　　推动行动实施的路径

　　一是国家从整体上系统性地设计国家整个产业系统与整个教育系统融合的机制。

　　国家可以从整体上设计“学术型二元制教育体系”，以及“学徒制二元教育体系”，从国家层面使整个教育系统与整个产业系统实现一体化融合，形成以产业技术变革需求为导向的一体化的科技研发与转化机制、协同育人机制。“学术型二元教育体系”与“学徒制二元教育体系”能够整合高等教育

界的学术训练优势与产业界的实战技能培训优势，使产教融合的理念进入实践运行阶段。同时，建立“跨校企合作教育与培训中心”相关制度以及组织体系，使其作为产教融合的组织载体，联通产与教，使产教融合实体化、常态化、规范化，并承担能力培养中心、技术转移中心、事务服务中心等职能。

　　二是发挥中国体制的建制化优势，构建教育和产业统筹融合发展的整体框架。

　　可以将产教融合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以及产业经济发展战略框架之中，使产教融合与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在具体运行机制层面，由政府主导或引导，以高校与企业为主体，把政府各职能部门、行业、企业、科研机构、金融机构、高等院校等机构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等要素集成创新的产业体系。

　　三是构建区域产业集群与学科集群融合机制，形成区域性科技创新体系，与区域互融共生。

　　我国正致力于推进包括粤港澳大湾区在内的各类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基于区域整体发展战略，规划产业集群与学科集群深度融合，形成区域性科技创新体系，与区域互融共生，以此增强产业的全球竞争力。这既是创新驱动的产业技术经济发展的普遍趋势，也是高等教育创新与区域互动发展的新趋势。

　　在区域规划层面，按照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规划，在制定区域发展规划中，明确产教融合要求，统筹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和产业结构，同步规划产教融合发展政策与措施、支持方式、实现途径和重大项目，将产教融合纳入区域发展整体规划框架中，促进高等教育融入区域创新体系，发挥“双一流大学”对区域科技创新的支撑引领作用。

　　在实施层面，围绕区域产业集群共性技术、关键性技术、战略性产业技术发展需求、关联产业技术创新的基础研究等维度，设计区域产业集群与区域学科集群集成创新的机制，形成区域产教集群融合的科技创新体系。

　　四是构建产教融合创新的融资机制。

　　科技金融资本作为推动产业技术创新与科技研究的催化剂与活性酶，在实践中，能够化解产教“两张皮”难以融合的实践困境。因此，需构建（教育）科技研究—科技金融资本—产业技术创新的融资机制。科技金融的核心使命是为产教协同育人、科技研发与成果转化、产业技术转型升级与价值链再造提供可持续的融资机制，这是一种推动产教融合的长效机制，需完善科技创新融资制度与举措，保障相关方主体的权益，使教育（科技）-科技金融-产业之间，形成良性循环，从而深化产教融合，实现转型升级。

　　五是构建产教融合的教育政策以及“项目制”财政两种激励机制，激励高校变革发展战略，构建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的学科专业集群。

　　当前新科技、新产业以及新经济对高等教育提出的新要求，主要是面向未来科技开展基础研究与前沿产业技术研究，面向未来布局专业，培养具备更高的创新创业能力和跨界整合能力的国际化人才，建立更加多样化和个性化的人才培养模式。这也是产教融合转型升级亟须解决的现实问题之一，即要求高校及时把握科技与产业技术需求，并提前布局。

　　上述两种激励机制，一方面可激励高校把科技研发与产业需求作为学科专业设置和优化调整的首要准则，优先建设与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相契合的学科专业体系，主动适应和引领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并据此变革高校内部的运行机制与学术治理组织结构；另一方面，可激励高校应对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及新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根据自身传统优势学科，组建优势学科集群，优先建设现代农业、智能制造、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以及研发设计、数字创意、现代交通运输、高效物流、融资租赁、电子商务、服务外包等产业急需紧缺学科专业集群，以及集成电路、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事关国家战略、国家安全的学科专业建设。

　　在实施中，综合性高校应立足于催生新技术和孕育新产业方面发挥引领作用；工科优势高校应立足于工程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地方高校应立足于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方面发挥支撑作用。

　　六是设计具有针对性的科技创新政策与人才政策，推动企业创办产教融合型研究院或产教融合型大学或制造业创新中心。

　　产业界蕴含巨大的潜能，需通过设计针对性的科技创新政策与人才政策，充分激活产业界的主体作用，发挥产业界在前沿技术研发以及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和人力资源开发中的资源优势，推动企业创办产教融合型研究院或产教融合型大学或制造业创新中心，以企业为主体打造另一条“基础研究链-技术创新链-产业链”科技创新路径。在实施中，针对当前新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的紧迫性，那些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掌握核心产业技术、技术技能人才需求旺盛、主动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发展潜力大、社会贡献突出的龙头企业可以优先。

　　七是建立产教趋同化的人才评价与共享流通机制，以及跨领域交互任职的兼容机制。

　　通过制度设计，建立产教趋同化的人才评价与配套支撑体系，以及跨领域交互任职的兼容机制，推进各类人才的互认互通与便捷流通，包括人才评定标准体系与互认制度、薪酬机制、社会保障机制、税收机制等趋同化，激励人才快速、自由、便捷地共享流通，释放“人才红利”，化解产教领域人才难以深度融合的困境。

　　（作者：谢笑珍，系华南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本文为华南理工大学中央高校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项目批准号：2018PYO9〕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