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了,但刚刚50岁的长沙理工大学交通学院教师周骞，却再也不能站上他心心念念的讲台，再也看不到他时时牵挂的学生。8月26日，与鼻咽癌奋力抗争了6年的他，走了。

得知这不幸的消息，无数师生悲不能抑，参加追悼会现场的两百多人泣不成声。“他真正把崇高的师德践行到了生命的尽头！”他的同事、所在学院的党委书记胡庆国含泪评价。

确诊后做的第一件事——“我的课怎么办？”

时间倒回到六年前，2013年10月，正上着2010级交通运输2个班的《交通运输组织学A》和2013级交通运输3个班的《交通运输工程导论》的周骞，视力模糊听力下降，有时鼻子还出血，到医院检查：鼻咽癌。

“我的课怎么办？”周骞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负责排课的周爱莲老师打电话。那时，教研室才13个人，大家教学任务都极重，“我不上就要麻烦别人”。他对周爱莲说，于是要求医生“化疗放疗同时来”，以便“快点出院去上课” 。

两个多月后，掉了3颗牙齿的周骞出院，丝毫不顾医生“全休半年”的建议，重回讲台。“劝都劝不住！”时任教研室主任柳伍生说，系里想让周骞少上点课，他坚决不干，还把2014年研究生和本科生的课都上了。2014年，周骞老师上了136节本科生课程，32节研究生课程，并同时指导了3个班的课程设计和8个学生的毕业设计。

重返讲台后，周骞的学生发现，和老师说话时，老师总是会俯下身子把头侧过来倾听，而且上课还用上了“小蜜蜂”扩音，“我们后来才知道是化疗导致他一个耳朵失聪了。”物流1202班罗玉丽同学回忆。

2017年5月，周骞病情复发。当时正值学院专业复评和认证，他隐瞒病情不请假，和大家一起准备评审材料，甚至晚上还来加班，“有次下雨他身上都打湿了”，院长钱国平说，“如果知道周老师病情又复发了，我们无论如何不会让他晚上还来加班啊。”

两个多月后，认证告一段落，周老师才到医院放化疗。暑假时是在广州治疗，计划半年。但因为放心不下学生和课堂，两个月后他硬是转到长沙，边治疗边上课。“你就别上课了。”大家都心疼地劝他，“其他老师教学任务也重，而且许多年轻老师家里小孩需要照顾。”他坚持继续上课，每周二下午，还坚持来系里参加教研活动和支部活动，活动结束还要指导学生。很多时候都是用长衬衫遮住留置针，用布袋携带着化疗的药瓶。“与学生在一起，更有信心，更有力量。”他对劝阻他少上课的同事们说。

2018年4月，周骞的病情第三次反复，只能又住院。坚持1个多月的化疗后情况稍微好转，刚一出院，就来到了学院。因为当时正是指导本科生答疑的时候，他觉得自己一刻也不能耽误，否则学生论文答辩不能如期进行。

周骞压根没想到自己的生命已进入倒计时，他还兴致勃勃开始了《危险货物运输》教材的编写，因为关于这个内容到目前为止国内还没有一本系统的教材。3月18日，院里领导和老师们到他家看望他时还看到，他还新买了二三十本这方面的参考书籍；5月中旬，他又再次跟副院长何忠明说，“这本书只怕写不完了”；8月，系领导和系里老师在他做开颅手术时再次看望，周骞问得最多的是他这个学期本来要上的课是如何安排的……

“他是真热爱教师这个职业。”胡庆国回忆说，周骞重病6年来，无论学校、学院还是系里的各项活动，只要不是在住院，他几乎没缺过一次。院党务主任干事李金莲清楚地记得，2017年11月校运会开幕，那天下雨，天气突然转冷，好多老师没能按时参加开幕式，但身上带着留置针的周骞老师早早赶到了；他离开人世前一个多月的7月9日，要放暑假了，学院开大会，全体老师们都看见，按时到会的周骞，因头痛得厉害，不停地在用手按压头顶。那天，他不仅仅坚持开完会，会后还留下来给2018级研究生潘自翔等逐字逐句指导论文。

那时，周骞的口腔已严重溃疡，很多牙齿已经脱落。

确诊后的六年里，周骞带病坚持上的本科和研究生课堂教学工作量分别是：168学时、168学时、140学时、104学时、136学时和32学时（2019年下学期安排了88学时课程），而学校教学型副教授要求的课堂教学工作量为128学时。

确诊后更用心关爱学生——“如果有来生，我们还想做您的学生”

周骞老师追悼会后的第二天，记者收到学生们写的“对周老师的回忆点滴”，18000多字，30多张打印纸张，其中他担任班主任的交通运输专业1601班31个学生，人手一段话，不止一个同学写道：“如果有来生，我们还想做您的学生”。细细读完，记者眼泪不止。要知道，那个时候大家都还在休暑假。

家里很远，身体重病，还有三个老人要照顾，你为什么还要当班主任？2017年11月，记者曾面对面采访过周骞。

“学生给了我很多。”他似是而非地回答，比如端午节的两个粽子，教师节讲台上的一朵小花，他说，这都给他增添了战胜病痛的力量。而且他还说，当时自己的儿子也在读大一，他是以一个父亲之心来带班的。31个学生，就是他的31个孩子，他的办公室——工二B505教研室就是他与孩子们的家。

“新生班会上第一次见他，还以为他只是得了鼻炎。”班长张宇琪说，后来得知他是癌症后，大家都非常吃惊，但是周老师就像没事人一样，大二时他参加第十三届全国大学生交通科技大赛，还“不懂事”地请周老师做指导，周老师爽快地答应了，约定每周二从十几公里外的家里来校答疑。其实那个学期，周老师是全休在住院治疗的。

班主任三年，周老师给大家上专业课、开班会、谈心、聊天……别的班主任该干的活，他一个没落下，相反还增加好多“自选动作”。 第一个学期大家都还不太适应，他就自己掏钱组织大家到鹅洲岛户外烧烤，之后经常班聚，“今年5月还给我们开了最后一次班会，话题很广，恋爱、就业、考研，印象中是今年除上课外我们大家在一起待得最久的一次”，学生罗旭说，那是今年他见到老师的“倒数第四次”，之后自己预备党员转正、别的同学入党他又两次找老师写材料，“老师胳膊上还有留置针，袖子放下来遮着，手指肿胀着”，但老师用钢笔一字一字地写着入党介绍人的意见，打草稿再誊写，“字真漂亮”。最后一次是6月24日，在暑期实习动员会上，天热，病中的老师却长衣长裤，背着一个旧的黑色学生书包。“要实习复习两手抓。”他对准备考研的几个同学说。

“还说等下学期天气好了，再搞一次班级聚会。”学生康依权还给记者发来几张照片，其中一张是空荡荡的阶梯教室里，周老师桌前两个小药瓶，一个装药物针剂等的白布袋，一把消毒棉签，“那是班会后周老师一个人在给自己打针啊，康依权泪眼婆娑：老师你在哪儿？我们想你了！”

不仅当班主任，生病6年，周骞还带了15个研究生。“对周老师，我只有感激和歉疚。”2015级研究生吕小峰清楚地记得，2016年6月的一个周三，他与老师约好要谈自己的论文，因故迟到四十多分钟的他，居然在图书馆路口就遇到了老师：“就知道你会从这边过来，我就在这边等着了。”于是，就在图书馆周边的草地上，老师一边用红笔在文章上标注一边耐心讲述如何修改。天慢慢的黑了，师母打电话来催了，“老师您先去吃饭吧，也看不见。”吕小峰看着瘦弱的老师，于心不忍。周骞却带着他找教室“再接着谈”，第一间在打扫卫生、第二间有班会、第三间……连找数间教室，吕小峰都有些烦累了，周老师仍然不厌其烦，直到把论文讲解完，才匆匆去赶公交车。

“看到公交车渐渐消失在夜色中，我的眼睛湿润了，心里想着：周老师，能有您这样的老师真好，能成为您的学生是我最大的荣幸！”

这样的场景，周骞的研究生几乎都有过。“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老师早早地来到了教室里，一句一句地教我们修改论文。我发现老师不止一次用纸擦鼻子，劝他休息下，他却说没事。后来天都黑了，老师才背着他的工作包从学校东门乘坐公交回家……”同样是2015级研究生的项玉兰回忆。“老师走的这个月月初还帮我改了初稿。”2017级研究生张巧巧也是泪流满面，“那一道道红色标记，字里行间都是老师拖着病痛之躯留下的爱啊。”

7月9日，周骞让2018级学生潘自翔把刚开始写的论文带到办公室，一起商讨，“我要大声说话他才听得见”，那时周骞头发和牙齿掉了好多；之后又对师姐朱海燕和张巧巧的论文进行指导。8月10日，潘自翔论文再次遇到瓶颈，“老师微信上说不要急，开学时再当面细谈”，可……

在学生眼中，这个瘦瘦的周老师虽然平时很平易近人，一旦是跟学习有关的事，在他那里却来不得半点马虎。

2013年下学期，物流1202班好些同学都在高数课上挂了科，周骞为此专门召开主题班会。“那是我们唯一次见到老师发脾气。”特别是班上原来成绩非常好的一个同学，因沉迷电游，几门功课同时挂科，周老师一次次找他谈话、聊天，终于把他引入学习的轨道。

已经毕业三年的研究生谢婷，今年8月回到长沙发展。正值暑假，她想着往后时间很长，等忙完手头的事情，在教师节那天再跟师弟妹一起出现在周骞面前，亲口跟他说一声“周老师，我回来了”，“再也没有机会了。原来，很多事情是不能等的！”谢婷哭着说。

党课吐露初心——“应始终牢记自己具有党员和教师的双重身份”

这是2016年，周骞在本支部一次党课上讲的话。

那段时间，周骞因为教书育人成绩突出，连获两项荣誉：一是被湖南省教育工委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二是获评学校首届“教学奉献奖”。

这些荣誉他都一再婉拒，实在推辞不过，他就以交特殊党费、捐赠校基金会、资助困难学生等方式，将奖金全部捐献，甚至包括同事和学生们看望他的慰问金。获评校首届“教学奉献奖”的2万元，奖金下发的第二天，周骞就将其全部捐入学校教育基金， “我有稳定的收入，希望这些钱可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师生。”他说。

其实周骞的家庭并不是很富裕，甚至是清贫。他和妻子都来自农村，双方还有三个老人需要赡养，其中周老师的老父也罹患癌症，儿子正在上大学，其他兄弟姐妹条件也不好，主要靠周老师出钱支付父母的各项费用。他非常节俭，上下班都是乘坐地铁和公交车，系里的老师说，周老师一件夹克可以穿10多年。

刚得病时，周骞千方百计向学生瞒着自己生病的消息，直到他带的2011级研究生邹桂兰说论文需要指导，他才道出在住院治疗。

“那时我正准备毕业答辩，几次找周老师，他都以各种理由推掉见面。”邹桂兰是第一个知道周骞住院的学生，“直到瞒不住了，必须面对面审阅、修改论文时，我才知道。去看老师那天，他带着帽子，头发掉了很多，边流鼻涕边讲论文，师母就在旁边给他递纸巾。”

后来的几次住院期间，研究生们一起去看望他，大家“凑份子”用信封装了笔慰问金。由于深知老师的性格，他们趁聊天的时候把慰问金偷偷塞进了老师的一个袋子里。没想到，几个人还没下电梯就被刚刚做完化疗的周骞追上，“我现在还能维持，要是需要帮助的话，我会向学校申请的。”他觉得，学生能“自信、自强，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这比起物质慰问来说会更让他开心。更让人感动的是，周骞不但拒收任何慰问礼物，反而还经常自掏腰包支持学生的活动。“我有收入来源，而你们的钱却是用家里的。”他经常这样和学生们说。

“大学里有好多‘看不见’的活儿，别人都躲、绕过去，他不会。”周爱莲介绍，比如指导学生创新创业，大家都知道这项工作不计课时，也不一定会有成果，但因为周骞跟学生接触多，总有学生请他做指导老师，他也来者不拒，“把学生看作自己的孩子，这是为师者的基本要求。”周骞的话语很朴实。

带的学生多，指导论文多，周骞发现，每次谈论文都是面对电脑，大家都不太方便，他就将家里的打印机拿到工作室。“你们接一下。”去年6月的一天，他打电话给2016级研究生胡轶群，“我和娄晶赶快赶到东门的702路公交站。”胡轶群说，大热的天，他看到老师背着背包，抱着沉甸甸的纸箱，艰难地从公汽上下来。打开纸箱一看，里面除了打印机外，居然还有配套的碳粉和几大包打印纸。“他是怎么从家里抱上公交车的啊？”看到老师瘦弱单薄的身躯，埋着留置针的肿胀的手臂，后背湿透的布衫，胡轶群一阵鼻酸。

“周老师，邮件发您邮箱了，麻烦您有空的时候帮忙修改一下哈！”“好的，我有空批注好了再给你发过去。”罗旭手机上至今还有老师的微信留言，但是现在，他知道，这封邮件再也不会有回信了……（中国教育新闻网记者 李伦娥 通讯员 邓崛峰）